革庭法律网

添加时间:2020-01-26 08:15 点击:

  虽然站在实在法的角度,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得被早在2012年便已写入我国的刑诉法,但实践中,律师会见被的现象仍远未断绝。江西熊昕律师的就是最新的。

  据报道,熊律师在会见当事人的谈话内容,恰好被隔壁承办此案的听到。该摇身一变,成为熊律师当事人翻供的证人。加之自己当事人的指证,熊律师很快便被侦办,而涉嫌的正是人伪造罪。

  其实,从法律规范层面为熊昕提出理由并不困难。既然律师会被,那么当然也不得被“偷听”。借助机器听不可以,直接借助耳朵听就可以,岂非笑话?使用非法方法收集的,且严重影响权的行使,理当作为非法予以排除。此外更重要的是,既然刑诉法“不得任何人自己有罪”,那么犯罪嫌疑人改变口供并不违法。人伪造罪中的并不包括犯罪嫌疑人口供。退一万步,即便律师确有嫌疑人翻供的行为,律师也不会涉嫌该项犯罪。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上述理由不完全是对法条的文释,而是掺入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反对者强调:承办可以辩称他们并非职务行为,而是“碰巧听到”。他们既然知悉了案情,当然有权甚至有义务提供证言。而这样的证人证言,并非“收集”得来,可能并不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至于人伪造罪中的不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也会遇到反驳。比如刑诉法第五十条,将犯罪嫌疑人供述列为的种类,第五十四条凡是伪造,律师会见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

  我想说的是,即便按照反对者的观点,严格按照文释不一定能直接得出熊昕无罪的结论,但我依然认为,熊昕律师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原因是,在众多的法律解释方法中,语释只是起点和基础,即法条的含义不能明显超出正常的语义范围,不能对普通失去最基本的行为作用。但当在语释出现歧见或争议的时候,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律解释方法。司法不是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而是要透过法条文本去发现和衡量法条背后的价值。熊昕律师的案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从价值层面去厘清律师功能及行为边界的绝佳机会。

  也许熊律师的让看多了港片的行外人很难理解。因为在港片里面,的时候,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而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时候,不仅不能在场,而且也不能。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不是律师,而是律师呢?难道这些地方的不需要打击犯罪,这些地方没有观念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理解权为什么会存在以及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些基础问题没弄清楚,那么不论怎样在法律层面为熊昕律师,都将难以在层面获得多数支持。

  律师的权源于当事人自身的权。因为法律变得日益复杂和精细,只有受过良好训练、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掌握,因此当事人需要委托律师为自己。但本质上,律师权是当事人权的自然延伸。沿着历史的径考察,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权植根于两大哲学:实体层面,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是人的自然,是先于国家制定法而存在的自然法;程序层面,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对待之前,都有权要求听取自己的陈述和。其后,许多国家渐渐将上述为国家立法。时至今日,律师权已成为一项国际通行的根本司法制度。

  遗憾的是,在有些地方,律师制度仍不时面临着一元主义思维的严峻挑战。一元主义认为,司法机关客观、,他们在发现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公共利益和。一元主义只承认一种,那就是实质;只承认一个来源,那就是司法机关的结论。既然办案机关是在打击犯罪、,那么律师站在的行为,当然不过是在“助纣为孽,帮助犯罪逃避法律制裁”。律师的动机是为了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目标是削弱或驳倒办案机关的结论。在一元主义面前,律师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恶。

  任何一项职业,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支撑,都是很难发展壮大的。一元主义思维面前,该如何为律师制度?其实,我国以来所取得的司法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一元主义向适度多元主义转变的结果。我们的司法制度已经从单纯的职权主义变革为适度接纳当事人主义。我们已经开始承认,司法机关不总是对的,他们有时候甚至在很多时候也会出错。因为决定司法运作的乃是活生生的人,而他们并不总是全知全能、客观。我们已经充分明白,发现事实和适用法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终的结论必须要经由这个过程才能得出,只有首先确保这个过程的才能确保最后结论的。而这个过程的,必须要有律师的有效参与。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接受,是多元的、立体的,甚至是交叉折叠的。一个如果要结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就不能只追求绝对的、单极的,而只能是追求各种、价值秩序的包容共存。

  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可能有多种并存,需要法律予以平衡的。比如打击犯罪很重要,但制约公也很重要,保障最基本的亲情和最基本的信赖关系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提倡“亲亲相隐”,我国刑诉法也引入亲属豁免。律师和当事人的信任关系如果被随意打破,那么现代基于契约的信任纽带将不复存在。这会大大推高整个的沟通成本、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对的将会非常之大。如果律师会见当事人可以被,如果当事人举报自己的律师会得到赏或激励,那么非但律师制度将会名存实亡,而且整个的水准都将会大幅滑坡。

  回到熊昕律师的案件。也许有人说,只要律师自己合规,不当事人做虚假供述,就不用担心被。其实,这个说法跟主张有权进入查处居民看黄碟是一个道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会认为,律师有权嫌疑人做虚假供述,但也几乎很少有国家因为律师当事人翻供而律师。为了平衡各种或价值之间的冲突,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有一大块模糊地带。在这个地带里,即便是存在违反甚至是轻微违法的行为,也不应公去干预或者追究。这个模糊地带就是为了安放的人性。而承认并尊重的人性,正是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

  律师唯一的依靠是法律,唯一的方法是,唯一的工具是语言。因此,律师的工作不具有进攻性,只是一种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法律防卫。在强大的面前,应当允许拥有此种最低限度的和平防卫的。这种防卫权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提升的安全感,也有利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律师会见从而降低的治理成本。因为律师所有的工作,如果有效,那一定是在帮助落实国家的法律。因此,律师的存在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必需的善。即便在少数情况下让嫌疑人逃避了惩罚,了某项,但在总体上却捍卫了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制度。只有后者坚强有力,才能抵御和制约更大的恶。

  现代意义的依赖多元主义而非一元主义。的手段去追求善的目标,才能提升一个的文明。中国律师的执业领地,风能进,雨能进,不应该随便进。对于熊昕律师的案件,有关单位还是尽快踩刹车吧。止损,永远都还来得及;(偷听),希望永不再有。

  在《律师会见罪犯暂行》(以下简称暂行)实施了13年之后,律师会见罪犯作出修订。全国律协官网中国律师网12月8日公布了《律师会见罪犯》。12月10日,澎湃新闻从司法部,新规已经印发。

  根据新规,罪犯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律师,律师可以单独会见罪犯。新规还增设,律师会见被立案侦查、、审判的罪犯时,不被,不得派在场。

  根据原暂行,律师会见罪犯,一般应由两名律师参加,也可以由一名律师带一名律师辅助人员参加。

  理工大学教授、律师徐昕告诉澎湃新闻,之前会见必须两人不合理,增加了当事人和律师的负担。

  新规取消了会见人数,罪犯可以委托一至两名律师。委托两名律师的,两名律师可以共同会见,也可以单独会见。律师还可以带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

  徐昕说,之前他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有要求必须罪犯本人委托,比如必须罪犯本人邮寄委托书,也给当事人和律师增加了麻烦。

  新规明确,罪犯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律师。罪犯的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律师第一次会见时,应当向罪犯本人确认是否建托关系。

  原暂行了律师可以会见的四种情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担任人或者代理人;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担任代理人;代理调解、仲裁的律师可以会见罪犯:需要会见罪犯的情形。

  新规保留了前三种情形,删除了暂行中“需要会见罪犯的情形”条文,增设: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的;解答有关法律询问、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的律师也可会见罪犯。

  徐昕说,原先的律师可会见范围非常窄,如的这类罪犯最需要律师但得不到保障。新规还案件需要向罪犯取证的可以会见,“这是进步的,之前律师有需要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调查取证,但往往也得到不回应。”

  新规第十一条,律师会见罪犯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在场。律师会见被立案侦查、、审判的罪犯时,不被,不得派在场。徐昕认为,罪犯被侦查、、审判的情况包括发现漏罪或新的,或者决定立案再审等情况。这意味着就新的案件而言,罪犯仍未,与见会嫌疑人相关保持了一致。

  徐昕还说,新规毕竟了可以根据情况派在场,他该条第一款修改为:律师会见罪犯时,不被;一般不派在场,但有安全性问题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