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辩护:易制毒化学品需当心涉罪该如何辩护?

添加时间:2019-12-26 05:51 点击:

  易制毒化学品是指用于非法生产、制造或合成毒品的原料、配剂等化学物品,包括用以制造毒品的原料前体、试剂、溶剂、稀释剂及添加剂等。不论是传统毒品的提炼制造,还是新型毒品的化学合成,都离不开制毒物品,缺少了易制毒化学品的存在,制毒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鉴于制毒是毒品犯罪之源头,而原料、试剂在制造毒品过程中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故我国一向对制毒物品采取严格管理的刑事政策, 严厉打击制毒物品犯罪, 防范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 实现从源头上遏制毒品违法犯罪。为此,我国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对制毒物品进行严格管理,把生产、买卖、运输、进口、出口易制毒物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我国法律对易制毒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第二类、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前者如麻黄素、伪麻黄素、麻黄草、苯基-2-丙酮、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1-苯基-1-丙酮、羟亚胺、黄樟素、黄樟油等;后者如醋酸酐、苯乙酸、溴素、甲基乙基酮、硫酸、盐酸等。生产、买卖、运输、进出口不同类别的制毒化学品有不同的许可、备案程序,若违法程序而实施了相关行为则有可能被追究刑责。

  但无可否认的是,制毒物品除了是制造毒品的重要原料、配剂、试剂,同时还在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正是由于其具有的双重性质,如何既有效打击犯罪,又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便是制毒物品犯罪所面临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务中,出于各种目的,由于各种原因而牵连到此罪名的化学品工厂数不胜数。那么,假如企业或有关个人不慎牵连此罪,又该如何实现有效辩护?笔者在对此罪名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刻的思考后,站在刑事辩护的立场,展开论述该罪名的有效辩护之道。

  此罪名与制造毒品罪有着天然的关联,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制造毒品仍然出售、运输制毒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论处。实质上,这是一条注意性规定。根据刑法理论,此类行为实际上是为制造毒品提供了物理上的帮助作用,本应认定为制造毒品罪的帮助犯。但侦查机关对此要承担举证责任予以证明行为人明知上述物品用于制毒,若无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帮助制毒的故意,也断然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制造毒品罪,而只能将其归入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实践当中,由于同案人尚未归案或是重要证人尚未到案,缺失重要的证人证言或同案人口供,最终导致无法侦查机关查清制毒物品的具体流向或是无法查明行为人主观认知,因此,办案机关所认定的罪名也常常在制造毒品罪与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之间漂浮不定。站在辩方的立场,以轻罪辩护作为出发点,辩护人可根据案件事实与证据,说服办案机关变更罪名,实现重罪到轻罪的转化。

  实施该类违法行为的主体既有自然人也有单位。常见的情形是行为人出于牟利的主观目的,明知交易方将以上物品用于制毒,仍然予以生产、销售,后期由于侦查人员未能收集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物品的具体流向是用于制毒活动而把罪名从制造毒品罪变更到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比如说买卖、运输麻黄草,生产、提取麻黄素和羟亚胺。一般的团伙作案,有具体的管理与分工,由特定的人员到偏僻地区租用场所、仓库(多是破弃的工厂厂房),雇佣人员从事生产制造,组织人员销售、运输,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在此类案件中,受人雇佣从事生产、运输的底层员工只是听从指令和安排,主观上并未认识到涉案物品的性质。最终,因主观要件不符,检察院对此作出不起诉的案件也是非常普遍。

  此外,一些从事化学物品生产经营的企业,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或是管理不到位,在买卖时未向公安机关备案或未审查交易对方是否具有许可证或对方未就交易事项进行备案,而买卖了盐酸、硫酸、溴素等。此类情形涉及到单位犯罪,会追究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企业、工厂的法定代表人多会因此受牵连。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可以物品的流向以及数量作为辩护方向。

  侦查机关要认定被追诉人构成此罪名必须查证易制毒化学品的具体流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之规定“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未办理许可证明或者是备案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物品,如果有证据证明确实用于合法生产、生活,依法能够办理只是未及时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不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论处。”无疑,这是一条重要的出罪条款,深究其背后之法理,缘由在于易制毒化学物品具有双面属性。一方面可用于制毒活动,另一方面可被投入合法、合规的化学产品生产。

  对此,立法者出于保护企业工厂正常运营,出于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权利的考虑,对刑法处罚的边界进行约束,避免无节制地无限扩展。张文中案发生后,中央多次强调司法机关要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利,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对情节较轻的、社会危害性较少的企业家能不捕就不捕,能不诉就不诉,能无罪就无罪,这是当前的一种刑事政策。为此,辩护人可收集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上述化学物品被用于合法生产或被用于日常生活,以达到无罪辩护目的。此外,对于侦查机关未能查明流向的,也应当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推断上述物品流向正常生活生产,如穗增检诉刑不诉〔2019〕73号、桃检刑不诉〔2019〕33号。

  第二种情形是减少易制毒化学的数量。相关工厂所涉及的数量不只是一次、两次,被追诉人所涉及多起买卖、运输的,很多由于案发时间久远,因证据湮灭,侦查人员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极为有限,由于重要证据的缺失,如无物证、无交易方口供、无转账记录书证等,致使不能证实存在交易,不能查明化学物品的种类、含量和数量,致使未能查明该起犯罪事实,最终不予认定的情形也非法普遍。我国刑法对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以数量作为标准进行量刑,并由此将量刑分为三个档次,故以数量作为切入口进行量刑辩护应当是有效辩护之策。

  易制毒化学品作为制毒的前体,在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情况下,涉嫌非法生产、买卖、运输毒品罪的案件也是愈来愈多,但无论是从法学理论还是实务上,对此罪名的研究都有所欠缺的。无疑,真正掌握此罪的有效辩护之道,需长期的专注研究以及丰富的办案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