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双峰:从87起案件看刑事和解的规范

添加时间:2020-03-01 00:50 点击: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各级检察机关在对案件的审查、处理中,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有效的探索与尝试。然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司法制度,其规范化建设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和完善。笔者通过对湖南省双峰县检察院87起刑事和解案件的调查、分析,就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现状与规范化建设进行探讨。

  1.刑事和解案件占所办案件的比例小。自2007年1月起至2009年8月止,该院在对涉及刑事和解案件87件88人的调查中发现,案件数量及涉案人员分别占办案总数的7.4%、5.1%,比例都很小。

  2.刑事和解案件的涉罪种类集中于交通肇事案、故意伤害(轻伤)案。87件刑事和解案件中,交通肇事案40件,故意伤害案32件,两类案件占刑事和解案件总数的82.8%,另有失火案6件,诈骗案6件,故意毁坏财物案1件,过失致人死亡案1件,寻衅滋事案1件。

  3.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比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多。87件刑事和解案件,在侦查阶段已经和解的有76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和解的仅11件。

  4.刑事和解案件在处理上,基本上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相对不起诉处理,提起公诉的不多,提起公诉后经法院判决大多适用缓刑。87件刑事和解案件,作相对不起诉的73件,提起公诉的14件,而这14件公诉案件经法院审理,判实体刑2件,其余均为缓刑。

  5.作相对不起诉的多。在刑事和解后作不起诉处理案件中,主要是以犯罪情节轻微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根据以上调查、统计,我们发现,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过窄,具体哪些类型的案件适宜刑事和解,和解后诉与不诉,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规范。

  事实上,基层检察院所承办的大量刑事案件均是轻微刑事案件,而对这些轻微刑事案件,有的地方规定进行刑事和解作不起诉处理应符合如下条件: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自然人;2.有明确的被害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上述条件有失妥当,因为即使法定刑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在预先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案件处理的可能结果,双方自愿认可的基础上,也是可以进行刑事和解的。

  相反,对于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的案件,是否一概不起诉也要严格把握,区别对待。

  例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尽管其为过失犯罪,但所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重大公私财产权益,事故发生的数量之多,形状之惨,创伤之大,众人有目共睹。那么,对于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交通肇事案件,在刑事和解的基础上,诉与不诉,如何把握?我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方已达成刑事和解,一般情况下仍要提起公诉:一是酒后、吸毒后驾驶机动车辆;二是无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三是明知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四是明知是已报废的机动车辆。

  目前,各地区对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和类型都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对刑事和解案件的不起诉,慎之又慎,如此情况,一是因为制度上尚未完全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二是各地的规定和要求不一,而且时有变动;三是在宽与严两个方面还不能全面把握,尺度难测;四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犯罪与社会治安形势变化多端,在严格执法与政策指导的有机统一上还亟待加强。此外,刑事和解本身的实体与程序、内容与形式要素还有待进一步精细、明确。

  首先,需要明确何种方式达成的刑事和解有效。有的地方强调如下方式达成的刑事和解,检察机关承认其效力:①当事双方自行和解;②双方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促成和解;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和解;④当事双方所在单位派员参与的和解;⑤其他机关在职权内促成的和解。我们认为,以上列举无法穷尽,也难以符合各个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复杂情况,如近亲属促成的和解,检察机关承认其效力,那么其他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朋友促成的和解是否有效呢?对刑事和解有效与否,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不应当注重何种方式下达成的和解才是有效的,而应另辟蹊径列举和解的禁止性规定,并在办案中加以核查。禁止性规定如:欺诈行为、胁迫行为、乘人之危行为、背信行为、串通行为等等。

  其次,应规范刑事和解的实体内容,亦即如何认定刑事和解已经达成。有的地方规定,同时具备以下情形,可认定当事双方已达成刑事和解: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与被害人方对案件主要事实没有异议。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就赔偿、补偿事项协商一致,并已按和解协议实际履行,或提供有效的担保;③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谅解,请求或(和)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上述规定比较具体、明确,值得借鉴,但是,在被害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害人的近亲属很多,考虑到被害人的死亡后果给每一个近亲属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和打击,谅解和请求需征得每一个近亲属的确认方可,否则,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只是部分恢复,是不完整的,也很难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

  最后,告知应当作为司法机关的一种法定义务。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个地方对于是否告知,如何告知的做法不一。大多是口头告知。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就告知义务应达成充分的共识,将书面告知作为一项制度规范,书面告知内容包括:刑事和解的范围、前提、形式、禁止性规定和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等。